5月份
楊瀾:採訪了上千位世界精英後,我開始質疑成功
2019-05-31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

很多人都想成功,

想證明自己。

 

我採訪了上千位精英人士,

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楊瀾

顶尖成功人士都有的7个习惯

 

01 什麼是成功?

 

如今這個時代,似乎每個人都在追求著“成功”。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

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症”?

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

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匆匆的把一口漢堡塞進嘴裡;

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了身邊的人,我們甚至吝嗇給親人一個微笑,一個擁抱;

我曾接到一個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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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文豪蕭伯纳

 

蕭伯納曾經說過:

 

“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後一種人創造的。”

 

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又可及的事。

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

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

股神巴菲特的兒子彼得在這一點上是幸運的。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

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

“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

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們的社會從要求個體無條件地服從群體,到終於可以讓人們理直氣壯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進步。

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公平、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02 提問比答案更重要

 

做訪談節目的人是以提問為生的,我們這輩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斷地提問。

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們從小受的教育當中有多少環節,是在訓練我們問問題呢?基本上沒有。

我們一直受到的訓練是回答問題,先把老師教的答案記住,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再還給老師。

 

美國學校的老師特別鼓勵學生提問。

在中國的學校,老師可能對學生說,這兒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來解答;在美國學校,老師很可能說,你自己編三道方程式讓其他的同學解答。

這可能是一種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種被學校一步步培養出來的“好學生”,對如何提問沒什麼概念。

我在北京外國語大學讀書時,正好有一節是外教上的宗教課,他講完了以後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一個大教室裡面,100多個學生,寂靜無聲,大家都羞澀地低下了頭,沒有一個人舉手。

教授非常生氣地從兜裡掏出了一塊美金,說:“誰要是問出一個問題,哪怕是再愚蠢的問題,我就把這一塊美金給他。”

我們都有一點受屈辱的感覺,作為一個學生難道我們真的沒有問題嗎?

 

記得後來我舉手了,至於硬著頭皮問了個什麼問題,了無印象。

1990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院畢業的那一年,當時中央電視臺《正大綜藝》的製片人辛少英到北外去招主持人。

 

 

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央電視臺第一次在社會上招聘主持人,而且不以播音和傳媒專業為限。

記得她當時談到《正大綜藝》需要找一個很純情的女主持人,要善解人意的那種。

輪到我自我介紹時,我反問她:

“為什麼在電視上女主持人總是一個從屬的地位,為什麼她就一定是清純、可愛、善解人意的,而不能夠更多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呢?”

我當時其實是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表達自己的某種不滿,但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給她留下了印象。

後來我被通知去參加第二次面試,第三次、第四次,直至第七次面試後走上《正大綜藝》的舞臺。

 

 

03 諾貝爾獎獲得者:我寧願是個不識字的農民。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作為製片人和主持人製作《楊瀾訪談錄》的前身《楊瀾工作室》。

我當時就是希望能做中國電視史上第一個一對一的高端訪談節目。

其實那個時候自己也不過才27歲,不乏幼稚之處,但是我很有熱情。

當時香港電臺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

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傑出的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

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的華人所做出的傑出的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

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刻苦啦,堅持啦,有伯樂啦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

 

崔琦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

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這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幹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

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

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

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裡。這樣小崔琦就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就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

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

崔琦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

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

而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的所謂成功故事的話,我們也就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瞭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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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採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

 

常常有人問我,在我採訪過的人物當中,誰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我的回答是:王光美。

 

2001年我在她北京的家中採訪她,正不知該如何稱呼她,她親切地說:“你叫我光美吧,大家都這麼叫我。”

她先打開衣櫃,讓我幫她找一件合適上鏡的衣服。

衣櫃中不過十來件當季的衣服,我們都看中了一件天藍色的毛衣。

她忽然想起了什麼,找出一條藍白相間的紗巾,在脖子上一圍,問我是否好看。

她有著極好的品位,這恐怕與她的出身教養有關。

她生於官宦人家,父親曾留學日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中國第一位原子物理專業的女性碩士畢業生。

她曾獲得史丹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是思想“左”傾的她成為北平軍事調停處中共代表團的翻譯,1947年她最終決定放棄留學機會,奔赴延安。

她後來嫁給了劉少奇,並成為了他已經有的5個孩子的母親。

在“十年浩劫”中,她受到了百般羞辱。

 

我在想究竟是什麼力量讓她始終和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起?

當時多少普通的家庭因為政治原因夫妻劃清界限,父子斷絕關係,而她卻在萬人批鬥會上從台下衝到臺上拉著丈夫的手陪他一起挨鬥。

這之後12年的牢獄生活,每一天只能夠看到窗戶縫裡的陽光,根據陽光的角度才知道晨昏晝夜。

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人生苦痛?

 

正在我採訪王光美之際,她的哥哥王光英正巧來訪。

他先是靜靜地坐在一旁的沙發上聽著,漸漸地激動了起來,忍不住說:“光美對少奇,那真是無怨無悔啊!”繼而泣不成聲。

光美忙起身走到他身後,抱著他的頭輕聲說:“別激動,別激動,我都不哭了。你沾我的光也夠嗆。要不我給你拿一片藥吃?”

這一幕,讓現場所有的人動容。

我問她:“當初你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有人教你的女兒唱打倒自己爸爸媽媽的歌曲。你不想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王光美說:“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個人,這個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會遭受不少麻煩。為什麼要讓痛苦延續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

 

我覺得採訪其實像是一次探險,是一種對人心的探險。

做專訪常常是交淺而言深,一個從未見面的人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時間,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層的東西,人家憑什麼要告訴你呢?

這就好像你進入一個叢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個方向,並不知道中間會遇到什麼河流,什麼溝壑,是否會在山窮水盡之際突然柳暗花明,眼前開闊。

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訪談就變成一次有趣的旅行。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樂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問一世界。

在探索世界的同時,我們有機會更好地認識自己。

在生命的旅程中,

其實我們每個人自問的問題,

可能比問他人的問題更重要,

簡單的問題,

比複雜的問題更重要。

比如:

“我是誰?”

“我從何處來?”

“我往何處去?”

“我快樂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

是時候去尋找了!

好好的想一想,什麼才是屬於自己的那份“成功”。

也許你內心的“成功”,與虛無的名利、財富都無關係。

僅僅只和內心的歸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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